“剪贴”两则有关讨（追）薪的新闻。
　　一则是，30多位农民工为讨得被拖欠的30多万元薪水，向陕西的一家建筑公司寄去贺卡，据说后来欠薪方向媒体表示要将欠薪足额发放到农民工手中。
　　另一则是，在义乌市打工的6位来自江西的农民工，被拖欠了7700元薪水，他们向该市法律援助中心反映，3天后便如数拿到了这笔薪水（1月25日《浙江法制报》）。
　　确实，“贺卡讨薪”与那些“跳楼讨薪”，以及其他种种“暴力讨薪”相比，要“温馨”得多，但其不快乐却是相同的。至于效果，单看欠薪方只是向曝光此事的媒体发去说明，就可见一斑——人家顾忌的并不是“贺卡”，而是媒体。
　　“贺卡讨薪”，打个不恰当的比方，实在是“死马当活马医”了。这凸显了民工讨薪的艰难，更反映出法律跟进的必要。
　　这几年，政府为解决欠薪应该说是雷厉风行的，可欠薪新闻还是时有报道。问题到底出在哪里？调查显示，除了一些老板丧尽天良外，最大的问题是目前农民工的讨薪成本太大。据全国总工会测算，为帮农民工讨回被拖欠的约1000亿元工资，整个社会付出了至少3000亿元的成本，其中包括经济成本、时间成本、政府成本和法律援助成本（2005年6月9日《中国青年报》）。以这样的成本去讨薪，不要说农民工承受不起，就是对整个社会来说，也太昂贵。
　　所以我觉得，“法律追薪”才是发展的方向，既符合农民工的利益，也切合政府的目的，更契合法治建设的理念。
　　在义乌打工的这6位江西民工为什么能够如此快速、轻松地拿到被拖欠的薪水，就是因为当地的法律援助中心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有效的法律援助“绿色通道”制度。比如，援助中心通过现场调查取证以尽早固定证据，并现场办理法律援助申请手续；在法律文书生效后，还代为农民工们申请执行；得到执行款后，还将款项邮寄回农民工老家。如此种种，有效降低了农民工自身的讨薪成本。
　　“贺卡讨薪”和“法律追薪”，一“讨”一“追”，显现的主体和过程迥然不同。前者是农民工们孤立无援的“个人努力”，被动而无奈；后者是政府“该出手时就出手”，特别是法律的有力“出击”，主动而又顺畅地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。
　　同时，“法律追薪”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——大大降低了讨薪的成本。义乌市法律援助中心去年一年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法律援助多达526件，为农民工挽回经济损失610万元，而为此支出的只有20万元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只有依法办事，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政府和社会的成本。
　　因此，农民工的欠薪问题，只有依法解决。法治，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。